至此，2003年出版《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引起老壹代學者發現外務省篡改外交記錄的風波平息或不了了之了。所謂“平息”，是指參加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的日本外交官本人通過口述史釆訪重現於社會視野，他們提供的符合歷史邏輯和學術期待的“外交證言”重建了人們對於“歷史真相”的信心;所謂“不了了之”，是指雖然外務省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篡改”外交記錄，但退休外交官的非官非民、亦官亦民“兩義性”身份使得他們的歷史證言能夠化解國家的權威性危機——至少被追究的問題已經不再被“問題化”了。而化解國家的權威性危機的原理，在於口述史釆訪及其壹體化的學術出版使得退休外交官的歷史在場權威性可視化，這與矢吹晉寫作所呈現的中國權威性構成了對話和競爭。並且，釆訪的現場性可視化也使得新生代學者能夠借用歷史在場者的權威性，實現自身學術的實證性增殖以及對老壹代學者的權威性超越。 戰後日本標榜自己處於西方民主國家陣營，其民主主義進化潮流之壹是解禁政府檔案以供學術研究、國民利用的信息公開，使政府檔案作為公共財產能夠被主權者國民掌握用作監督政府、解明真相、維護個人權利和辯證國家利益的工具，這種“國民知情權”機制對政府壟斷信息、密室決策構成了挑戰。美國有所謂“民主外交”的傳統，基於信息公開相關法律，其外交檔案在30年以內公開。日本仿效美國，外務省從1970年代開始在外交史料館自主解禁戰後外交檔案;2001年4月“信息公開法”實施以後，國民可以申請要求外務省開示檔案;而2009年9月上臺的民主黨政權通過追究自民黨政權時期與美國訂有向日本運入核武器的“密約”問題，推行原則上公開全部30年以上的外交檔案，即確立了所謂“30年規則”。解禁檔案由外交史料館向讀者提供實物調閱服務，並編纂成以年為序的《日本外交文書》刊行。在戰後日本出版史上，學者編輯的外交史料基本上限於即時公開的非秘密文件和新聞報刊資料，集大成者如中野好夫編《戰後資料沖繩》（日本評論社1969年）、石川忠雄等編《戰後資料日中關系》（日本評論社1970年）、竹內實編《日中邦交基本文獻集》（蒼蒼社1993年）等。而巖波書店和相關學者利用“信息公開法”實施這壹國民信息主權開始得到法律保障的歷史轉折機會，打破官方機構編纂、刊行政府檔案的權威壟斷地位，以刊布現實關心度最高的中日外交談判記錄這種牽動新聞神經、鼓舞實證學術的行動，銘記了國民獲得信息解放的新時代意義：政府放棄信息獨占權而接受知識生產和輿論擴大再生產規範的歷史審查。　　有日本學者指出：壹直到1980年代，日本沒有條件根據外交記錄進行戰後中日關系的實證歷史學分析，長期流行著新聞記者觀點的敘事或政治學手法的推論;1990年代有所改觀，但重大變化發生在基於“信息公開法”解禁邦交正常化、和平友好條約談判時期的外交文件之後。⑤新聞觀察敘事容易受信息控制權力者的誘導，政治學推論更失去過程實證根據，都不能構成真正意義的知識生產;而實證歷史研究的資料條件不具備導致知識生產荒廢的可能，知識短缺則使社會失去公共思想資源。所謂知識生產和輿論擴大再生產規範的歷史審查，就是明確知識方法的實證條件規範、思想方法的知識前提規範，即有了規範的知識生產、輿論擴大再生產，才可能對政府行為做出有獨立思想權威性的判斷和評價。《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的出版正是“靖國神社問題”把中日關系推向政治對抗懸崖、日本民意調查的反感中國指標也超過半數而陡然攀升之際，編者表明了以本書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25周年的繼承性和解立場，指出邦交正常化聯合聲明是為“起點”即歷史和解的長期過程性，強調了談判記錄顯示當前兩國爭執的“問題”在談判時就已經成為“論爭點”的事實，並談到由於條件限制而不能“對照中國方面同壹記錄文件加以註釋”的遺憾。⑥這種編者前言與談判記錄、歷史證言、研究論文三部分構成作為壹種相互砥礪的國際知識對話，確認了思想、知識、方法的原點;而確認原點是為了對話的可持續性——共同作業、收集雙方資料並期待中國檔案解密、從共有史料導向共同研究，這種以學術出版為引擎的跨國知識生產和價值共識機制，在追究國家間政治危機原理、推進歷史和解的方向上開辟了新的中日關系空間。 所謂中日關系的“脫正常化”而“危機化”，從新近印象的深刻性、沖擊反應的劇烈性而言，似乎當指2012年9月發生的日本政府否認存在“擱置釣魚島爭議”共識而釆取“國有化購島”契約措施之重大事變。擱置“釣魚島問題”是中日之間達成的有待於繼續交涉的戰後處理過程中協議，日本單方面否認協議之異動事實上是單方面改變現狀謀略的壹部分，所以觸發了空前長期化的高層互訪斷絕、海防前線對峙、民族情緒對抗等中日關系危機事態。不過，早在2001年4月日本產生“公約”參拜靖國神社的小泉純壹郎首相之後，中日關系就曾經形成了因其不顧中國抗議而每年厲行參拜導致首腦互訪機制癱瘓多年的“小泉冰川期”——此前，發生“歷史問題”之類沖突，總是作為侵略戰爭加害者的日本以某種妥協姿態化解僵局;但小泉當政後壹改照顧鄰國反應的慣例，堅持進攻性參拜而無懼色、不動搖，任中國抗議、憤怒，中日關系就形成尷尬無解、難料所終的政治對抗性危機結構了。2006年10月，繼任首相安倍晉三做出疑似終結“小泉冰川期”的“參拜與否就是不說”曖昧承諾，使其得以訪華而成就轟動壹時的“破冰之旅”。但令人意外的是，乘2012年“釣魚島危機”再次當選自民黨總裁並經國會選舉取代民主黨而再次執政的安倍首相，不僅在領土問題上堅持強硬姿態，竟還唾棄前言公然參拜靖國神社，造成了中日關系危機更加深重化的“安倍冰川期”——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罕見地指名譴責安倍“虛偽性暴露無遺”，強調“中國人民不歡迎他，中國領導人也不可能同他對話”①，人民日報社子報評論甚至斥安倍為“小醜”②。總之，從小泉到安倍，日本的對華政策有著壹致對抗的連續性和越發大膽的謀略性，中日關系反復呈現實質問題無解、正常復位困難的危機化特征。對此，日本學者認為已經發生“結構轉換”，提出了“危險的新時代”③“新的對抗時代”④概念。 壹般而論，日本政府解禁外交檔案，目的在於通過積極回應國內外學者的史料期待以贏得政治公開性倫理形象和傳播全球化時代的信息戰略主動。在這種意義上，《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的出版可謂日本實施“信息公開法”、開放外交檔案的學術廣告。但正是由於這壹廣告的學術性設計，問題意識敏銳的現代中國研究專家矢吹晉（橫濱市立大學教授）對比書中的首腦會談記錄與談判在場的外務省中國課長橋本恕訪談錄，驚人地發現了外交記錄被篡改的痕跡;再通過與中國方面有使用檔案授權的研究機構交流，探訪歷史證言和外交記錄，確證了日本所公開文本的缺失內容。於是，導致中日關系危機的“歷史問題”和“釣魚島問題”有了外務省隱瞞交涉真相的實證路線圖，其公開檔案的權威性更因此蒙羞。事實上，日本公開的中日邦交正常化首腦會談記錄標註有“1988年9月打印稿”，是失去了歷史現場信息原始性的改編文本，不能充作檔案;但外務省不作足以解惑釋疑的回應。之後，壹批青年學者得到退休的外交樞要人士合作，積數年釆訪之功整理出系列“外交證言錄”，日本的學術出版迎來了堪稱外交口述史運動和戰後中日關系研究高潮的繁榮期。  

矢吹晉生於1938年，東京大學畢業後經過新聞社、研究機構職歷和香港大學留學而任教於橫濱市立大學，與《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的編者代表石井明（1945年生）大致是同代學者，有“畏友”之誼。⑦石井明在書中前言裏談道：所收錄的歷史證言有助於“理解談判的背景並發現潛在於外交文件字裏行間的真實”。⑧而果然，矢吹晉發現了過於駭人聽聞的“真實”——根據1972年9月27日田中角榮與周恩來的“第三次首腦會談記錄”，田中詢問對“尖閣諸島問題”的看法，周恩來以“這次不想談”回應，僅此壹問壹答而並無結論;但在橋本恕訪談錄中，相關內容是田中以“還有”即追加議程的方式提出了“尖閣諸島問題”，周恩來答稱“那談起來可就沒完了”“這次姑且不涉及這個問題”之後，田中肯定地得出“以後再說”的結論，顯示存在“擱置”共識。註意到外交記錄和橋本證言的不壹致，矢吹晉又對照中國方面以外交部顧問身份參加談判的張香山在1998年發表的回憶文章，從中找到了田中與周恩來反復問答並相互確認“以後再說”“正常化問題先解決”之後再解決“其他問題”即達成了“擱置釣魚島問題”共識的記錄。由此他斷定，橋本恕本人刪去了會談中達成共識的部分，但可能是在看到張香山的完整敘述之後就又以訪談的形式對刪除部分做出彌補。矢吹晉還尖銳地指出：外交記錄沒有恢復原貌，故而日本人就壹直誤以為不存在“擱置釣魚島問題”共識;這意味著被篡改外交記錄的行為所欺騙才是中日關系問題的核心，橋本恕、外務省對此負有必須糾正的重大責任。⑨ 壹、刊布外交檔案：思想、知識、方法的原點確認 另壹處至為要害的刪改是關於侵略戰爭“謝罪”的部分。長期以來人們了解，田中首相在初到北京的晚宴上以所謂“添了麻煩”表示戰爭責任反省，現場氣氛尷尬，第二天首腦會談時周恩來總理提出了批評。但奇怪的是，《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所收的外交記錄顯示，田中對這壹批評竟無反應。目睹1990年代以來中日“歷史問題”摩擦不斷，特別是小泉純壹郎當政後更成對抗之勢，矢吹晉壹直在思考原因。他參加“日中交流研究會”而往返於東京、北京，抱著對外務省公開的首腦會談記錄的懷疑，在2003年9月訪問北京時，與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文獻研究室的學者壹起探討問題所在，最終從首腦會談在場的姬鵬飛外交部部長回憶錄和中方的同壹會談記錄裏得以確認：田中當時回應了周恩來的批評，承認自己“誠心誠意地表示謝罪”。⑩矢吹晉把史料探訪和考證過程寫作成文，漢語版發表於中共黨史學會主辦的《百年潮》雜誌（2004年第2期），顯示所引用中國方面資料的權威性和準確性。鑒於田中所謂“添了麻煩”的晚宴祝酒詞起草人是橋本恕，而田中對周恩來澄清了“誠心誠意地表示謝罪”的態度，可見事實上存在著田中“謝罪”與外務省“添了麻煩”兩種不同立場;但作為流行於世的權威史料，外交記錄和橋本證言都沒有“田中謝罪”的內容，所以橋本的“添了麻煩”就升格為日本政府的正式立場，“不為戰爭謝罪的日本”之說固定下來。矢吹晉因此批判說：橋本恕“負有篡改會談記錄的責任”，中日兩國的隔閡、相互不信任早已潛在於“正常化的原點”，而篡改外交記錄則使之擴大化了。?　　邦交正常化時把田中“謝罪”及其與周恩來達成“擱置釣魚島問題”共識的事實抑制於中日正式協議文本之外，1988年又整理出刪除這兩部分的印刷版外交記錄，而於2001年實施“信息公開法”後作為史料解禁，日本外交的精神分裂和外交行政欺瞞被矢吹晉確證，不僅中日關系由於“歷史問題”和“釣魚島問題”周期性惡化的責任在於日本政府，連日本的國家信用、外交檔案權威性也受到折損。而可以想象更嚴峻的危機是，如果不加以及時補救，發生了國際性、擴大化的追究，必將損及象征國家的歷史話語體系權威性和學術合法性。在這種背景下，日本的年輕新生代學者行動起來，他們在利用解禁檔案進行系統的戰後外交史、戰後中日關系史研究過程中，展開了大規模的口述史釆訪，已經出版的有：栗山尚壹（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時任外務省條約課長）的《外交證言錄沖繩返還、日中邦交正常化、日美“密約”》（巖波書店2010年），中島敏次郎（1989年任駐中國大使）的《外交證言錄日美安保、沖繩返還、天安門事件》（巖波書店2012年），谷野作太郎（1978年任外務省中國課長、1998年任日本駐中國大使）的《外交證言錄亞洲外交回顧與思考》（巖波書店2015年），中江要介（1984年任日本駐中國大使）的《亞洲外交的動與靜——原駐中國大使中江要介的口述歷史》（蒼天社2010年），中曾根康弘（1982年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談戰後日本外交》（新潮社2012年）等。對橋本恕（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時任外務省中國課長、2014年4月去世）的釆訪雖然沒有出版，但在釆訪者的著作中有所呈現。通過口述史釆訪，矢吹晉所追究的“田中謝罪”和“擱置釣魚島問題”共識被刪除之說基本上得到確證。橋本恕在2008年11月8日的釆訪中表示：關於“添了麻煩”，田中本人在周恩來發言之後“作了很好的回應”。?栗山尚壹在接受釆訪時（2008年9月至2010年4月）還沒有發生“釣魚島危機”，出版的“外交證言錄”未涉及“擱置釣魚島問題”共識;但在日本政府實施“國有化購島”而引發中日關系危機之後，他反復接受新聞記者釆訪，強調從1972年邦交正常化到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談判達成了“擱置”爭議的“默契共識”。他確切指出：當時日本沒表示異議，沒要求承認主權，“否則就會失去1972年的邦交正常化與1978年的和平友好條約”;如此“就未達成共識而形成了共識”，含義是“不改變現狀”;為了避免對抗，雙方必須回到“1972年的原點”並構建新的“妥協可能的協議框架”。? 二、口述史采訪：在場權威性的可視化  

進入21世紀，戰後處理的“歷史遺留問題”導致中日關系陷入危機。日本的出版人和學者利用“信息公開法”實施的機遇編輯刊布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和平友好條約兩次談判的外交記錄，有學者從中發現相關內容被刪改，中日關系問題開始得到實證歷史學分析;之後，壹批青年學者組織大規模的外交口述史采訪，形成戰後中日關系史料和研究成果的出版繁榮期。這種學術出版努力推動可持續知識對話，在追究中日關系危機原理以期有益於歷史和解的方向上開辟了新的國際傳播空間。 戰後中日關系研究的觀念史代表作是馬場公彥的《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從日本戰敗到文化大革命、日中復交》，它與續篇《現代日本人的中國觀——從日中邦交正常化到天安門事件、天皇訪華》構成了對1945年到1990年代日本人中國觀演變的歷史考察。觀念史的研究對象是話語，日本人的中國觀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的知識生產和媒體的輿論擴大再生產過程中形成，作為民意則關系到投票行動和政策選擇。因此可以理解，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變遷與中日關系發展有著驚心動魄的相關性：戰後初期，投射著日本變革願望的左派理想主義中國話語控制論壇，但隨著中國的政治運動引起爭議而分化出支持派和批評派;再經過中蘇分裂和中國的政治經濟挫折，親華的理想主義中國論不斷萎縮而僅剩下極少數崇拜毛澤東的“新左翼”，1970年代初的“林彪事件”和中美關系解凍更使曾經支持中國的日本知識分子陷於沈默;之後，崛起於論壇並占據主流的是以現實主義國際政治學和權力鬥爭論為分析工具的“現代中國研究者”群體，他們擺脫中日關系的特殊歷史性質而認為中國是“沒有價值的研究對象”，其批判研究傳播了專制的、落後的、冷酷權謀的負面中國觀。而在這壹時期，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臨近使得戰爭責任成為論壇的壹大主題。但“無價值中國論”作為學術話語已然成立，為逃避賠償而否認戰爭責任和加害事實之更極端蔑視中國的“反華話語”就得以傳播，從現實主義外交邏輯討論得失的“功利主義派”與主張承擔戰爭責任的“道義主義派”兩種中日復交論勢均力敵。?這種對抗格局其實是反華、反共話語的成功，意味著日本對中國的戰爭責任倫理政治不能成立。於是，日本外交團隊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時回避戰爭性質、逃避加害責任，準確地折射著居於輿論主流的蔑視中國觀。蔑視中國觀在資本進軍中國市場的1980年代還有所顧慮，但到中國陷於國際政治孤立的1990年代就公然制造“歷史認識”對抗了，而隨著中國的GDP數字膨脹以及領土爭議摩擦，蔑視中國觀與中國威脅論相輔相成。?於是，民意調查的嫌惡中國指標陡然上升，日本政府的強硬對華外交就成了常態。 通過對這種崇敬與友好、批判與蔑視、敵視與對抗的中國觀的梳理，自然使中國處於被觀察、被審視對象地位的敘事結構，形成了強大的日本文化主體性及其中日關系話語權力。但應該註意到，這是由日本學者利用日本史料研究日本人認識中國的知識生產和國際傳播主體地位造成的，所以馬場公彥在其著作的中文譯本前言中非常遺憾地談到戰後中國人日本觀研究的空白狀況，他希望其著作在中國翻譯出版，能成為促使中國學者研究中國人日本觀的壹個契機。21這足以提示人們，經過兩次世界大戰追究戰爭犯罪的國際法實踐並形成大國警察聯盟和平體制之後，在選舉政治的國家和平秩序中，共識過程可視化的傳播政治學取代了暴力決定論的強權政治學，知識、輿論、民意、投票的信息流程已經可以觀察和監測。因此，任何國家欲主張國際秩序，必須以自我認識、國際認識的民族知識生產與他國學術、媒體構成有條理的對話，這種象征互動已經成為全球傳播時代外交的前提，也是所謂“公民外交”的構成部分。22 通過對這種崇敬與友好、批判與蔑視、敵視與對抗的中國觀的梳理，自然使中國處於被觀察、被審視對象地位的敘事結構，形成了強大的日本文化主體性及其中日關系話語權力。但應該註意到，這是由日本學者利用日本史料研究日本人認識中國的知識生產和國際傳播主體地位造成的，所以馬場公彥在其著作的中文譯本前言中非常遺憾地談到戰後中國人日本觀研究的空白狀況，他希望其著作在中國翻譯出版，能成為促使中國學者研究中國人日本觀的壹個契機。21這足以提示人們，經過兩次世界大戰追究戰爭犯罪的國際法實踐並形成大國警察聯盟和平體制之後，在選舉政治的國家和平秩序中，共識過程可視化的傳播政治學取代了暴力決定論的強權政治學，知識、輿論、民意、投票的信息流程已經可以觀察和監測。因此，任何國家欲主張國際秩序，必須以自我認識、國際認識的民族知識生產與他國學術、媒體構成有條理的對話，這種象征互動已經成為全球傳播時代外交的前提，也是所謂“公民外交”的構成部分。22